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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實體經濟和數字技術融合新優勢

    推動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的深入融合,是我國暢通經濟循環、激活發展動能、增強經濟韌性的重要著力點。應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和完備產業體系優勢,持續促進二者融合的深度和廣度。

      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做出展望。尤為值得強調的,就是以數據為關鍵要素,以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為主線,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為構建數字中國提供有力支撐。

      基于此,高度關注、加緊培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新優勢,對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

      以數字經濟現有規模和增速為例,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占GDP比重為38.6%,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實現了同比9.7%的高速增長。目前,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已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二,數字經濟活動的重要性不斷提升。

      從對生產力的影響來看,數字經濟具有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它能驅動實體經濟體系重構、范式遷移,提升供給質量和供給效率。有鑒于此,數字經濟將會成為“十四五”時期引領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之一,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也必然成為數字經濟發展的一條主線。

      目前,數字經濟大體分為產業數字化和數字產業化兩部分。產業數字化是指應用數字技術和數據資源為傳統產業帶來產出增加和效率提升。而數字產業化為產業數字化提供數字技術、產品、服務、基礎設施和解決方案,同時可以依賴數據要素和數字技術存在。在我國,產業數字化部分創造的增加值占到了數字經濟增加值的80%左右。

      進一步分析數字經濟增加值的結構,可以看出,數字經濟的主體部分與實體經濟發展相輔相成,兩者相互促進、不可分割。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廣泛需求看,很多傳統產業領域面臨著日益嚴格的資源環境約束,亟需通過數字技術、數據要素賦能來突破傳統生產方式的瓶頸,再造生產流程,重塑產業格局,重構商業生態,創造新的增長階段。再從數字經濟的內生供給看,實體經濟的大規模需求,不僅為數字經濟提供了強大的牽引力,還使數字技術依托實體經濟的應用場景,源源不斷地提供有效的數據要素供給,從而造就了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雙贏局面。

      因此,我們應充分發揮由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和完備產業體系帶來的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持續促進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融合的深度和廣度。一方面,以產業數字化促進農業、制造業、交通、物流、金融、商貿等傳統領域的轉型升級,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另一方面,以實體經濟為數據要素供給的不竭源泉,從需求端拉動數字技術和應用場景的迭代升級,做強數字產業化,打造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國際競爭力。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部門、企業、金融機構要協同發力。政府部門應不斷完善數據要素相關的體制機制,適度超前布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為“數”“實”深度融合打造良好的軟硬件環境。企業作為“數”“實”融合的主體,一方面應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方向,打造一體化數字平臺,提升企業內部和產業鏈上下游協同效率;另一方面,應以創新為驅動,加大研發投入,不斷突破“卡脖子”難題,探索新業態新模式。金融機構應以資本市場為紐帶,推動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及融合,不斷激發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的生產潛力,提升產業的運行效率。

      總之,推動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的深入融合,是基于我國比較優勢發展數字經濟的必然選擇,也是暢通經濟循環、激活發展動能、增強經濟韌性的重要著力點。一言以蔽之,把數字經濟做深做實,持續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的不斷深化,加快形成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新競爭優勢,必將對實現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中長期目標產生重大而深遠的推動作用。

      (作者系中鋼經濟研究院首席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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